“三治信农贷”：浙江桐乡以治理促共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浙江省桐乡市近年来不断扩大“三治”的功能外延，用“三治”锚定农村金融刚需，创造性推出“三治信农贷”，以治理促致富，让有德者有“得”。 “没有担保、没有抵押，一次都不用跑，靠自己的信誉就能实现贷款即时到账。我家去年就贷了30万元，解决了企业生产的燃眉之急……”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村民田玉珍高兴地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享了她家通过“三治信农贷”贷款的经历。 之所以能方便获得贷款，是因为田玉珍的好口碑、好家风，成为她们家的“最贵抵押物”，而这正是“三治信农贷”的精髓所在。在“三治信农贷”推广前，桐乡市农民“贷款难、担保难、融资贵”的情况普遍存在，不缺需求缺载体、不缺机构缺服务、不缺资金缺机制、不缺政策缺协同等问题长期困扰农村金融。 桐乡市于2018年12月将“三治融合”理念、农商银行信贷渠道、互联网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开始在省级信用村荣星村试点“三治信农贷”。通过将“一约”（村规民约）、“两会”（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作为信用评估载体，荣星村村民可以申请获得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从而创业、生产和生活。这种模式受到村民们的普遍欢迎。 荣星村农资产品零售商孙岳清也是“三治信农贷”的受益者。冬季是农资产品销售淡季，但进货价格也低廉划算。之前苦于没有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他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进货。“三治信农贷”推出后，他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几步，几秒钟内就能收到银行贷款。 桐乡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沈建平向本报记者表示，过去农民用款一般是一年办理一次，现在可以随用随取，随有随
上海市私人贷款公司还，不仅方便了群众用款，而且降低了农户的利息支出，打消了老百姓贷不到款的顾虑，阻隔了民间高利贷的渗入。 “三治信农贷”在荣星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现已在桐乡市全域推广。截至2021年9月末，“三治信农贷”项目已完成65万农户授信，授信金额1079亿元；用信户数15.23万户，用信金额259.74亿元。越来越多的优质信贷资源投向农村，更多的农民获得金融“活水”，农村增收致富、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发展跑出加速度。 记者了解到，石门镇二大埭村村民老沈拿到30万元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扩大水果采摘园到180亩，实现年销售收入200万元。石泾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获得授信100万元，贷款购买农机开展规模化水稻、蔬菜、苗木种植560亩，年销售收入160万元，带动农户210户。 “三治信农贷”给予的不仅是资金支持，更是对村民讲文明、提素质、行善举的肯定和鼓励。“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健全了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参与机制，以鲜明朴素的导向推动乡情更浓、民风更淳。”荣星村党委书记金福良说。 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三农”是主战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既是保障“三农”资金需求的关键和基础工程，又是拓宽普惠金融农村覆盖率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20年，桐乡出台《桐乡市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实施办法》，将积分与金融惠民、个人诚信、先进评比挂钩，给予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通过积分方式进一步增强“三治”的工具属性。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桐乡农商银行正在荣星村探索建立“共富联络员”制度，打造“三治信农贷”升级版。 沈建平介绍，“共富联络员”就像家庭医生，每名联络员接若干
上海市凭户口本借空放户户家庭，及时了解村民实际困难、金融需求、信用变动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除金融服务外，“共富联络员”还将与村级治理网格深度协作，互通社会治理等其他方面的涉农服务，精准解决服务盲区和雾区，进一步细化乡村共同富裕的服务颗粒度。 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吴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治信农贷”之所以成为有效的金融手段，根本上在于“三治融合”在农村打下了坚实的信用基础。除金融领域外，这种标准化的信用体系还可以向更多产业领域延伸，打造更多“三治+”应用场景，为推动农村共富探索出更多新模式。
